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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典型公诉案件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完善

新中国建立后60余年来，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反腐败刑事政策日趋科学，刑事立法日益健全，刑事司法日渐理性。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和国际社会反腐败的趋势看，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建设仍存在一定缺陷，需要适时更新反腐败刑事法治理念，适当完善反腐败刑事法网，及时调整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严格限制直至最终废止腐败犯罪的死刑，并合理增设腐败犯罪的资格刑和罚金刑。...

我国十分重视反腐败问题，但长期以来腐败犯罪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开启新征程。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反腐工作应当摒弃运动化模式，回归理性的法治框架，构建科学的反腐败法律机制是我国的必然选择。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反腐败犯罪的刑法立法还存在许多重大缺陷，这些立法缺陷业已给腐败犯罪的刑罚适用带来许多困境，严重减损了刑法制度在预防腐败犯罪中的作用。受贿罪是最常见的腐败犯罪，其预防和惩治状态制约甚至决定着我国反腐败事业的成败。但事实上我国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却最...

贪污受贿犯罪之量刑标准的再界定

“数额+情节”量刑标准虽相比于传统的“计赃量刑”模式有一定的进步，但无法完全解决贪污受贿犯罪之量刑标准的体系性困境。突破这一困境的教义学路径在于：立足于报应和预防的二元刑罚目的观，认真对待“原点报应+罪刑阶梯”的量刑标准，其中，原点报应是实现预防犯罪之目标所需的刑罚量，其不在于架设罪、责、刑之间的阶梯，而是根据数额或情节对预防刑进行适度考虑，以免出现惩罚报应带来的刑罚过剩现象。而罪刑阶梯的架设，需要重视罚金等财产刑对实现量刑公正的意义。以原点报应实现犯罪预防和以财产刑架设罪刑阶梯，应成为贪污贿赂犯罪之法定刑...

行贿罪之“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理内涵

“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解释论的核心问题。为了实现行贿罪的法益保护目的，保证行贿罪构成要件结构的完整性，应当将解释方向由行为人一端转换到国家工作人员一端，将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违背职务作为判断行为人所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的标准。由此，在立法文字上缺失的“违背职务与给予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就在解释论上被建构起来，被补充进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国家工作人员违背职务，包括违反规则与违背原则两种形式。在适用2012年“两高”《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时，可以抛弃前段中关于实体违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