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现象是检视中国刑事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样本。立法未能成功地设置协调的指引规范和建立明确的行为类型是本罪口袋化的最主要成因,而忽视本罪的空白刑法结构和规范目的的司法解释又助长其适用范围的扩张趋势。追根溯源,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思维症结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绝对化地运用概念思维。绝对化的概念思维既具有过度抽象的危险,也易成为非法治思维侵入法律领域的工具。相对而言,类型思维更有助于形成有条理的刑法体系秩序,也更符合刑法解释的思维路径、内容来源和方法选择。在刑事裁判中坚守非法经营罪的规范目的是缓和其口袋化...
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要求刑法条文应符合明确性和合理性原则,然而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没有实现最大可能的明确性,一些非法经营行为通过司法解释仍然难以明确,而且难以达至合理性状态,造成了非法经营罪与一般违法经营行为的界限模糊,处罚了不当罚的行为,对罪刑法定的实质合理性造成了冲击。明确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不但限制司法权,而且限制立法权。解决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和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冲突,须对兜底条款本身在立法上予以限定。...
使用他人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行为(以下简称:转证经营行为)在当前经济犯罪领域常见多发,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具体指通过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经营的情形。司法实践中根据以何种方式取得许可证以及取得之后的经营行为是否违背原行政许可的限制,围绕转证经营行为是否成立非法经营罪展开了争论。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涉烟非法经营罪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同时法理层面也缺乏深入的论证,导致司法适用尺度不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作为该类案件司法适用的冰山一角...
刑法中的行政犯具有行政依附性,尤其是我国《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违反行政许可的认定。我国《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做了规定,法院应在正确理解行政许可的基础上,对违反行政许可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认定,并进行实质判断,合理限缩非法经营罪的范围,避免非法经营罪的扩大化。...
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名中分解衍生出的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采用了叙明罪状表述,并以列举的方式作了具体规定。但是非法经营罪仍然保留了“口袋罪”的某些特征。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之规定,在尚无立法解释加以限制的情况下,显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条款,从而给司法机关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非法经营犯罪中经营的物品较多,包括电信业务、食盐等等,针对不同的物品,法律规定的定罪标准不同,而这定罪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立案标准,非法经营罪的立案标准和犯罪构成是怎样的?...
非法经营罪是刑法经几次修正后仍保留的“口袋罪”,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和问题。...
根据司法实践的审判经验以及我国刑法的规定,我们将司法解释确立的按照《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情形定义为非法经营犯罪的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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