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合理确定管辖法院和诉讼程序。《规定》坚持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方便人民法院审理的原则，在管辖地的确定上，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状，在第2条明确规定：“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终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针对可能出现的起诉难问题，《规定》在两个方面作出规定：一是在诉讼程序上，允许原告仅起诉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规定》第3条规定：“原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起诉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二是明确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原告的请求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以方便原告起诉。《规定》第4条规定：“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络用户发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

（二）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侵权的认定问题。目前，互联网行业已经进入了内容、社区和商务高度结合的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定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知道”，需要更加慎重。如果司法裁判中认定的标准过严，会造成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过重，可能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自我审查过严，经营负担加大，进而影响合法信息的自由传播，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如果司法裁判中的标准过宽，则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放纵甚至主动实施侵权行为。《规定》第9条在兼顾两者的前提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一）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三）该网络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四）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五）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七）与本案相关的其他因素。”

（三）明确了利用自媒体等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程度认定问题。微博、微信等近几年迅猛发展的社交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媒体，在传播范围、影响力等各个方面均有超出传统媒体之势。在信息传播的主体上，往往是自媒体先发出声音，产生影响后，传统媒体再跟进。在信息传播的形态上，以社交网络为媒介的转载等二次传播，影响巨大。针对这些特征，《规定》第10条对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人民法院认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当综合以下因素：（一）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二）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三）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

（四）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范围。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尤其是个人电子信息的保护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个人信息的收集几乎无处不在，个人信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范围越来越广。基于这些背景，《规定》第12条在利用司法手段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作出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一）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约定范围内公开；（二）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三）学校、科研机构等基于公共利益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的目的，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公开的方式不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四）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五）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六）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五）明确了非法删帖、网络水军等互联网灰色产业的责任承担问题。实践中，以非法删帖服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灰色产业之所以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联网技术的不对等性，发布侵权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具备技术优势。《规定》从民事责任角度对这些行为作出规制，第14条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与构成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达成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服务的协议，人民法院应认定为无效。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或者以断开链接的方式阻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发布该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接受他人委托实施该行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规定》第15条明确：“雇佣、组织、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发布、转发网络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六）加大被侵权人的司法保护力度。《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维权成本高，利用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第18条规定：“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财产损失。合理开支包括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如此规定加大了司法保护的力度，有利于遏制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进而实现网络环境规范有序。

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典型案例　

1．徐大雯与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民事纠纷案

2．蔡继明与百度公司侵害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纠纷案

3．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周鸿祎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4．赵雅芝与上海琪姿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诺宝丝化妆品有限公司侵害姓名权纠纷、肖像权纠纷案

5．范冰冰与毕成功、贵州易赛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6．王某与张某、北京凌云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海南天涯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系列案

7．闫某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

8．徐杰敖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侵犯名誉权纠纷案